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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儒永

我國著名系統真菌學家，1931年出生于香港；1953年畢業(yè)分配至中科院真菌植病研究室，歷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際真菌協會亞洲國家發(fā)展真菌學委員副主席等職務?，F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在國際上首次發(fā)現高等植物中的內生毛霉，首次報道了我國特有的人體病原毛霉新種和新變種；1987年主編完成《中國白粉菌志——白粉菌目》，成為國際公認的白粉菌目檢索書。1999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鄭儒永在顯微鏡旁。

出身名門，心系科學

1931年1月，新年的鐘聲敲醒了沉睡的香港，民眾沉浸在迎接新年的喜慶氣氛中，羅便臣道102號鄭氏家中，一個嬰兒呱呱墜地。全家人歡欣愉悅，拍手相慶，在她之前，已經有了七個兄姊，她的到來，無疑又為這個大家庭錦上添花。她便是后來成為我國著名真菌學家鄭儒永。

鄭儒永的父親鄭鐵如生于1897年，廣東潮陽人。早年入讀上海梅溪學堂，后肄業(yè)于蘇州東吳大學，辛亥革命后留學美國，1915年畢業(yè)于俄亥俄州立大學商科，此后前往賓夕法尼亞大學商學研究院繼續(xù)深造，先后攻讀貨幣、銀行、會計和國際匯兌專業(yè)。1917年回國，曾任著名實業(yè)家張謇的秘書、北京大學講師及教授等。1921年后，歷任中國銀行汕頭支行行長、漢口分行副行長，1927年后轉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1973年5月18日，鄭鐵如先生在香港逝世，終年86歲，周恩來總理發(fā)去唁電表示深切悼念，電文追述及贊揚了他為新中國作出的貢獻。中央特派專機護送其骨灰至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葬，為港澳人士中第一人。鄭儒永的家族，深究起來，可以上溯到南宋，被稱作鄭氏金浦系。該家族支脈深遠，杰人輩出。鄭儒永的母親謝紉瑜，北京師范大學第一屆畢業(yè)生，出身江蘇武進謝家，亦是名門閨秀。

鄭儒永出生時，父親位居香港中國銀行經理，因此，她從小便衣食無憂，成長的環(huán)境充滿了愛和陽光，養(yǎng)成了高雅娟秀的氣質和溫和善良的品格。

1937年7月，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日軍在大亞灣登陸，并迅速攻占廣州及鄰近地區(qū)，之后南下至深圳河北岸，與英軍為界。劍拔弩張，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卻保留著戰(zhàn)爭之前雙方抗衡的寧靜。就在這個空隙里，6歲的鄭儒永就讀于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幼稚園，后升入香港圣士提反女校，讀完了一至二年級。1941年12月，港督楊慕琦代表英國殖民地官員向當時總部設于九龍半島酒店三樓的日軍投降，從此揭開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香港淪陷。

淪陷后的香港，生靈涂炭，鄭鐵如因不愿與日本合作，被日軍囚禁。鄭儒永母親攜全家逃難至廣西桂林，后又逃難到貴州貴陽和四川重慶。鄭儒永就在這顛沛流離的逃亡路上，間歇地讀完了初中三年級?？箲?zhàn)勝利后，考入廣州最好的女子學院——真光女子中學。為了不遠離母親，讓父母安心，鄭儒永放棄了一直心儀的清華大學，改考校址設在廣州的嶺南大學農學院，入學成績?yōu)榈谝幻?/span>

在科系的選擇上，鄭儒永沒有選擇父親的老本行——金融，而是選擇了植物病理，這不單單是因為該系教授數量多、名望高，更多的是她對科學的濃厚興趣。也正是這個選擇，讓她踏上了為之奉獻一生的科學道路。

心思沉靜，埋頭科研

1953年，鄭儒永大學畢業(yè)后，進入中科院植物所真菌植病研究室（中科院微生物所前身）工作，成為中科院植病研究室研究實習員，師從北京中國農業(yè)大學植物病理系主任兼中國科學院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戴芳瀾教授。戴芳瀾教授是我國著名真菌學家，是中國真菌學創(chuàng)始人、中國植物病理學創(chuàng)建人之一，他1913年結業(yè)于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1914~1919年留學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1948年選聘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名師出高徒，此言甚是不虛。

此前，在嶺南大學農學院（后改為華南農業(yè)大學）植物病理系，鄭儒永的老師有林孔湘、范懷忠和陸大京三位著名教授，工作之后，又有戴芳瀾教授指導，加之她本人對科學的濃厚熱愛和興趣，科研水平日益精進。

可是，戴芳瀾老師并未讓她在科研上嶄露頭角，而是把她安排在標本室。這個標本室保存著從清華大學農學院、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幾個單位整合而來的重要標本。因為每一個單位來的標本，包裝不一樣，有的是用盒子裝，有的用口袋裝，有的大，有的小，為了便于科研，要進行統一。鄭儒永的工作就是給這些重要標本打標簽、貼標簽、重新包裝。為了把中央研究院的標本集中到北京，她還與一女同志赴南京農學院，把存放在那里的真菌標本揀出裝箱運回。

聽上去，這是一項簡單的工作，實際上，這也是一項簡單的工作。

剛剛畢業(yè)的時候，鄭儒永有出國留學的機會，可是她為了能夠陪在父母身邊，也為了能夠更好地報效祖國，毅然決然地放棄了出國留學的機會，可是，未曾想，等待她的科學研究，竟然是每天陪伴標本的重復而又簡單的工作。

鄭儒永沒有一絲一毫后悔，也沒有一絲一毫哀怨。相反地，她沉下心來，認認真真完成每一份標本的整理鑒定工作。那時候沒有中文打字機，每一份標本都要手寫，然后自己設計標本的包裝，給它們穿上同樣的衣服，一點一點規(guī)整，一點一點完成。

就這樣，鄭儒永在標本室整整待了四年。如今的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標本館里，還保存著鄭儒永當年手寫的很多標本標簽，這是非常珍貴的歷史和科研資料。

鄭儒永回憶起這默默無聞、潛心研究的四年，臉上常常帶著幸福又平和的笑容。她說：我的工作主要是整理從各單位集中到中科院的近萬個真菌標本以及處理全室與課題外群眾的書信往來，在別人眼中，這是最單調，最“低級”的工作，而恰恰是這份工作，讓我有了更多“充電”機會。

這是心思沉靜的四年，這是扎實積淀的四年。在這四年里，鄭儒永在科研這片沃土里，扎下了很深很深的根，外人也許看不到她的成長，但是當破土而出的那一天，便是厚積薄發(fā)的開始。有了這深厚的積淀，她能夠比別人走得更遠，也有更加充沛的動力，攀登上別人不可企及的科學高峰。

厚積薄發(fā)，享譽國際

戴芳瀾老師培養(yǎng)學生自有一套，他不教學生解決研究課題的具體問題，而是要求學生看大量的文獻，跟課題沒有關系的文獻也要看，不斷給學生打下堅實的基礎，要求學生對學科的認識要廣。鄭儒永院士回憶：戴先生要求我們每個禮拜到他的家里，輪流作報告，作讀書報告，就是讓我們看很多文獻，他也不告訴你要看什么，只給你一個題目，你自己去查文獻，自己綜合來講，因為我學的文字多，別人沒像我學那么多文字，我德文、法文、拉丁文、日文，什么文字都學了很多，所以能看的文獻的范圍就大。不過我也幫別人，別人不能看，我就整天給他翻來讓他看，所以我跟我的同門師兄弟關系也都很好……戴先生不僅對科學研究非常嚴謹，對自己手下的學生和研究人員也嚴格要求，他指導工作不是用命令式，而是用啟發(fā)式，讓學生自己去思考探索，直到豁然貫通。因此，他培養(yǎng)的科研人員都能獨立思考并完成工作。戴先生的嚴厲在學生中名氣已久，這使很多學生都對他心有畏懼。

②鄭儒永和導師戴芳瀾在一起。

在戴先生的指導下，加上自我不斷用功苦讀，鄭儒永的學術水平有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四年沉寂之后，鄭儒永被聘任為中科院應用真菌學研究所的實習研究員兼真菌室業(yè)務秘書，并且在從“幕后”轉到“前臺”之后，短時間內就發(fā)表了第一篇論文《植物病害與真菌標本的采集、制作、保管和郵遞》，隨后，又與王云章、陸定安、姜廣正、余茂效合譯A.H.拉依洛原著《鐮刀菌》，與戴芳瀾、相望年合編《中國經濟植物病原目錄》，此兩本書皆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1958年12月，中國科學院應用真菌學研究所與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立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鄭儒永跟隨應用真菌學研究所進入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成為微生物研究所的一名科研人員。從此，她便一直在這個研究所辛勤工作，五十多年，從未離開。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鄭儒永未放松學習和科研，她在工作之余認真學習日語，在戴先生的指導下，完成了《中國毛霉目的分類》和《中國小煤真菌科的分類》的部分編寫工作，同時將英文版《中國的真菌》全部翻譯成中文。1964年，33歲的鄭儒永開始接連不斷地發(fā)表有關毛霉目的研究論文，即便不斷參加綠化、衛(wèi)生勞動隊，參加“四清”運動、到安徽支農，都沒能打亂她發(fā)表論文的節(jié)奏。1973年，戴芳瀾先生病逝，鄭儒永在極其悲痛之余，用一己之力，擔起整理戴先生遺著的重任。她認真梳理毛霉目的相關資料，嚴格核查，將中國毛霉目已知種類總結到戴芳瀾所寫的英文版《中國真菌總匯》內。在五七干校時，鄭儒永依然堅持每天閱讀文獻，編寫了《真菌名詞與名稱》半數以上的名詞條目并審訂了全部名詞條目。她用女性特有的認真細致和執(zhí)著堅忍，為我國真菌分類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1977年，鄭儒永關于白粉菌屬（Erysiphe）的研究結出累累碩果，接連發(fā)表多篇重量級研究論文，并于第二年作為“中阿文化交流協定項目”的組長，赴阿爾及利亞講學和幫助建立微生物實驗室。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里，鄭儒永在白粉菌屬的研究方面累計發(fā)表了十幾篇重要論文，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白粉菌各個屬的分類研究中，從種的界限的確定、命名法規(guī)的處理以及有關訂正研究中，鄭儒永均起到重要作用。她對過去國內有關本屬白粉菌的標本資料進行全面的整理鑒定訂正，最后確定白粉菌屬真菌，在我國33科103屬226種和變種的寄主植物上共有52種和5變種，其中新種22個，新變種4個，新組合5個。著名真菌學家O. Eriksson主編的Systema Ascomycetum是反映子囊菌分類系統的一種重要刊物。他在1983年訪華時看到了鄭儒永后來在1985年的Mycotaxon上發(fā)表的《白粉菌的屬》一文的底稿時，立即要采用作為Systema Ascomycetum上白粉菌的分類系統并沿用到現在。十多年來，發(fā)表有不少重要的白粉菌著作，包括U. Braun在1987年出版的白粉菌世界性專著在內，但是Systema Ascomycetum始終采用鄭儒永的系統不變。

鄭儒永對待科學研究尤其精益求精，她思路開闊，善于獨立思考，不畏挑戰(zhàn)權威，從而在研究領域取得累累碩果。1985年，鄭儒永提出的白粉菌科屬級分類系統，澄清和訂正了許多國際上有爭議的問題，保持了多年的國際領先地位；1987年與同事合作并主編完成了中國第一本完全經過直接研究寫成的真菌志——《中國白粉菌志（第一卷）白粉菌目》，得到了國際著名專家的廣泛贊譽。

①1978年作為“中阿文化交流協定項目”組長赴阿爾及利亞，左二為鄭儒永。

時至今日，鄭儒永關于白粉菌科的屬級分類系統，仍保持國際領先水平。

作為一個出身大家族的名門閨秀，鄭儒永身上絲毫沒有富家小姐的嬌弱之氣，面對科研，她不怕困難，堅忍不拔，敢于挑戰(zhàn)。她曾經這樣說過：“哪個行業(yè)都有各自的困難，也各有各的樂趣，你只要有興趣，就不會覺得困難。我覺得，如果你做那些一點沒有困難的工作，那才叫淡而無味。我就愿意挑難一點的工作做。因為有難點，你才有東西去解決，你才能做出高水平的工作?！?/span>

在實際工作中，鄭儒永經常要到偏遠的山村和林區(qū)去采集真菌標本，所有的行李都是自己雙肩挑，經常在雨后的田間小路上滑倒摔傷。在野外，她也經常風餐露宿，吃野菜，吃野蘑菇。鄭儒永總是和大家一起奔波勞苦，從不落后。她說：“不能因為你是一個女同志，就提出什么特別的要求，科研工作者，最不應該害怕的，就是吃苦，最應該習慣的，就是吃苦?！?/span>

2016年1月，鄭儒永院士剛剛度過了她85歲的壽誕，在耄耋之年，她仍然沒有絲毫懈怠，一如往常地每天上班，步履蹣跚地走過車流熙攘的馬路，來到實驗室，在顯微鏡下一站就是幾個小時。因為長期使用顯微鏡的緣故，很久很久以前，鄭院士的腰部就受到了損傷，不能久坐，而真菌標本的觀察和鑒定又需要在顯微鏡前長久保持一個姿勢。因此，鄭院士只能站在架高的顯微鏡前，這一站就是十幾年。

“從工作里愛了生命，就是通徹了生命最深的秘密。”

請允許我們把紀伯倫的這句話，獻給為中國真菌學奉獻一生的鄭儒永先生，她站在顯微鏡前瘦弱的身姿，是我們心中最美好的畫面。

（作者單位：中科院微生物所）

參考資料

[1] 中國科學報，鄭儒永院士：名門俊彥自在行